明天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也就是一年一度父亲节。
一百多年前，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以《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为题作文，提出“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并且认为“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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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热风》中还提及一件往事，是前清时候一位老先生对于师范学堂不以为然，诧异而发愤地阴阳怪气，“（有师范学堂）……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鲁迅进而指出，正须父范学堂，不止是孩子之父而是“人”之父。
子不教，父之过，为人父，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何做父亲，如何处理父子关系，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老师的父亲是著名史学家邓广铭，选择从事宋史研究，也算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她在一篇追忆父亲的文章中表示：
“
在提及自己的学史经历时，我最怕听到的是‘家学渊源’。在这方面，我清楚自己的差距太远。我是在而立之年才真正接触到历史学科。我知道，我走上史学道路，父亲是感到欣慰的。但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父亲从未刻意培养或限制我的兴趣；对于我的志向选择，也从未过多干预。这是出于父亲的开明，或者他心中可能曾有什么顾虑甚至难言之痛，以前我未曾想过。回头来看，父亲对我最深的影响，应该说是熏陶渐染的‘平日不言之教’。
相对于高冷严肃的外界形象，这些学术大家们在子女看来又是怎样的一副形象呢？父亲节之际，小北整理了冯友兰、王力、高居翰等6位知名学者的子女对其父亲的评述，让我们看看日常生活中，大师们是如何做父亲的吧。
邓广铭
历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
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小女儿邓小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我和父亲多年一起生活，留在脑际最清晰的镜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家中安然宁静、无事打扰的时候，父亲端坐在书桌前，一边读书，一边用手轻轻摩挲着线装书页，那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别无所求的满足感，让我至今难忘。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批古旧图书，这是我父亲多年心血的累积，是他心中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全部价值，也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精神纽带。我相信，捐在图书馆，也会加深先父与北大师生之间的精神纽带。同时，在学校基金会的支持下，一定会成为代代师生人文学术传承的载体。
1958年，与夫人窦珍茹和女儿可因、可蕴、小南
我父亲去世前没有留下书面遗嘱。他曾经说，书是小南要用的，将来留给北大。他1932年考入北大，与北大有66年的深厚情缘。在他心目中，与他相关的一切都属于北大。97年他去世前，在友谊医院的病床上，有位学生跟他说：“将来给您建个基金，奖励年轻人吧!”沉默片刻后，他只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想起来心酸——他说：“哪有钱啊！”当时我们都没再说话，但我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当时力不从心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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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治史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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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
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
翻译家，中国现代语言学
奠基人之一
儿子王缉志
中关村四通集团原执行副总裁，四通打字机发明人
王力在北大度过的32年学术生涯，是他的学术高峰时期。王力的儿子王缉志对于父亲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上。
“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形象，就是永远坐在书房，坐在书桌前面，拿毛笔在写东西。”
燕南园60号的小楼里有王力专属的书房，夜里灯亮到几时，王缉志也记不得了。“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次去睡时父亲都还在工作。老一辈学者的勤勉我们真是比不上。”
如今的燕南园60号，现为北京大学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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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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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宗璞
本名冯钟璞，
中国当代作家
我几十年在他身边，身兼数职，秘书、管家、门房、护士兼跑堂。他的脑子很好使，什么都记着。平时看起来完全不问家事，但会突然提醒我：“明天该订牛奶了。”
1945年祖母去世，父亲回家奔丧，县长来家拜望，父亲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1948年他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得知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冯友兰与宗璞
父亲喜酒，但从不多饮。31岁时曾和另三位先生，一夜喝了十二斤花雕，这是少有的豪放了。父亲还很幽默，他在家时常给我们讲笑话，比如柏拉图买面包。（注：嘲笑哲学家的故事。柏拉图差人去买面包，店老板说，讲抽象的柏拉图买面包吗？我们只有这个面包、那个面包，没有抽象的“面包”。于是柏拉图饿死了。）
哲学教授们自称为“哲学动物”，有时用哲学开玩笑。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几个教师从长沙赴昆明，过镇南关时，父亲的手臂触到城墙骨折。金岳霖对我说，司机警告大家，要过城门了，不要把手放到窗外。别人都照办，只有我父亲开始考虑，为什么不能放车外，放和不放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何在，还没考虑完，就骨折了。
父亲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称“呆若木鸡”。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诗文，最喜韩文杜诗，还有《古诗十九首》。我现在知道他85岁以后从头开始写《新编》有多难，我现在才79岁就不行了。
1990年12月，父亲毁去了皮囊。他去世后，我还能收到寄给他的信。第一次拿到时，心里又凄然又异样，好像混淆了阴阳界，好像父亲还活着……